需要指出的是，立改废释虽然并举为立法方式，《立法法》也将法律解释为题，列为第二章法律的第四节予以专门规定。

笔者认为,该条规定虽然距离合法预期保护原则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毕竟在行政法上更好地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11] 虽然目前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其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无论就概念的中文表达,还是其实质内涵,笔者均倾向于余凌云教授基于信、达、雅的选词标准而选择的合法预期之表达。

[6] 莫于川:《论行政指导的立法约束》，《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必须强调的是,相对人必须基于信任行政机关的行为而实施了相应行为这一要件,否则,预期利益就是臆断利益。2004年实施的我国《行政许可法》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45] 陈海萍:《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之艰辛探索——以法律文本为对象的初步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15]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立法上的体现如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之规定。作为现代行政法中有效规制行政行为,保障相对人合法预期利益,促进行政的理性化,进而维系民众对政府信赖的一项重要原则,合法预期保护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引发行政相对人合法预期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基于信任行政机关的行为而实施了相应行为;预期的内容合理;预期内容合法。而行政法作为实施中的宪法，既是宪法的具体化，也是宪政理念的具体实践。

（6）城市规划必须从其长远利益来分析，具有持续性和动态性，规划能够与建设过程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使规划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于是协商民主、意见表达和交流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和必要。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城市生活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冲撞（Crash）的态势，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其中也包括传统的城市规划模式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的冲突。一个城市如何建设与保持持续性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城市的天然禀赋，任何城市规划都不能脱离这个基础性的自然条件，而任由城市规划者的偏好、主观臆想地去进行发展和建设。

公民管理（citizen control）梯度。[17]因此，城市规划要考虑到城市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的协调与同步发展。

注重经济生态而忽视社会生态、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和谐、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16] 马世俊、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1984年第3期。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现象亟需重视和破解。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保持城市各个系统的合理布局，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要与整个城市建设有机地融合，城市内部的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24] 周青、胡玉洁、黄晓华：《城市生物多样性价值与保护》，《自然杂志》第25卷之6。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充分考虑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并在报送审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见采纳情况及理由。城市用地功能的选择、植被的面积，需要平衡城市内三个子系统间的关系。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又造成局部地区各类资源的过分集中，从而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不平衡状态。

城市本身并非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其人流、物流、能流的运转都需要借助于其他系统来进行，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生物多样性能够保证城市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多元化，使整个系统更稳定。在效率与公平的追求方面，不同群体的诉求也有不同，由此影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政策。

城市的社会系统包括政策法规、组织管理、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四个方面。因此，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价值是平等的，人类的理性并不是它凌驾于其它物种之上的理由，而是人类与自然界的整体利益始终保持一致的认知基础，自然是对人类价值目标的根本性限制，只有与自然和平共处，才能使人类社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由于城市对与其他生态系统之间的输出输入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如城市居民所需要的食物、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质和能量，这些资源都需要从城市外部（其他地区或城市）输入。通过治疗的手段，使人们关注的重点在于自身精神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实际问题——种族主义等——的解决。而专家学者的参与往往是在评审阶段的参与，是由专家对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见进行评议和分析，不对社会公众开放，因此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参与范畴。发展中国家更是存在着普遍的城市污染现象，证明了人类在追逐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5] 魏健馨：《宪政生态主义评说》，《当代法学》2005年第5期。[26]传统城市社会与其他生态系统的关系往往是掠夺式的，不仅严重破坏其他生态系统，最终也会反过来危及到城市本身。

在城市社会生态方面，不同主体间的和谐与宽容也是城市内部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良好运行的保证。在有些学者看来，城市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16]自然系统是城市居民生存所需的自然环境，包括空气、淡水、阳光、土地等。

现代化的城市是以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而城市规划离不开宪政生态主义的指导。这些极端的现象表明，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诉求、贫富差距在拉大，使得城市的社会生态系统出现了问题。

与此同时，提高各类能源的效率，提倡并发展公共交通，减少污染。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基本上都经历了从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过程。

同时，广州市的自然环境综合整治水平总体不高，在环境状态总体上升的情况下，1995年因为城市水环境质量的下降，环境状态总体水平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本文的立意正在于此，以宪政生态主义的视角，探讨城市规划应当尊奉的理念，通过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为城市化提供较为充实的学术支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但是，在人类理性的内涵尚未扩充的前提下，有必要以外在的、严格的规则来遏制人类不断扩张的欲望、规范人类没有节制的行为。

宪政生态主义认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人类绝非唯一的权利主体，其他物种同样享有生命的尊严，人类只有与自然界及其他物种和谐相处，才能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宪政生态主义的立场为城市规划带来了新的理念，其积极意义在于弥补了传统法理学的不足，摒弃以人为本、人类是地球的主宰等观念造就的人类心理上一直存在着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语），替代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的思想。

[①]城市化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的驱动力量，承载了国家与社会公众的太多期待。传统理念下的城市规划一般比较注重考核城市的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有所忽略。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下，城市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不仅对土著的城市居民如此，更让众多新移民充满向往。亦如人们所普遍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现代化背景下城市的治理结构和公共参与，是传统社会中的乡村模式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城市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的有机结合。[25]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也是宪政生态主义关于自然生态系统中权利主体多元化的主张。在城市规划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显然没有严格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执行，也没有严格的监管，没有公共参与的过程。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对于城市规划的自主性是城市发展的最大驱动力量，对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这种现实对于传统的城市规划提出了挑战，或者换言之，传统城市规划下的城市生活正在陷入某种困境之中，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市规划所面临的更为特殊的问题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城市规划法制问题交织呈现。结语 从宪政生态主义的视角来看，城市规划所遵循基本原则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当下，人类整体面临的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相比，已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4）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保护。

在这个梯度里，权力实际上是通过公民和当权者之间的协议来进行重新分配，通过一定的结构来共同分享计划和决定政策的权力。宪政生态主义视野下首先关注的是城市规划的对象——城市本身，应该如何看待城市呢？在宪政生态主义看来，城市除去一般人所认为的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定位，更强调的是它作为地理学和生态学上的一个单位[⑤] ，即适合人类生活和居住的理想状态。